信访，需要写信，而写信，又需要有文化。
不巧，绝大部分百姓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起名字都随意得很，比如叫什么重八、九四、大郎之类的。让他们写信上访，诉说冤情，报告地方上动态，确实难做。
但事在人为。
顾正臣言道：“百姓不能写信，那就安排能写信的人在地方上。只要百姓口述，信可以从县转到府，可以从府转到布政使司，从布政使司可以转至京师，臣不认为有什么人可以在地方上一手遮天，堵得住悠悠众口。”
朱棡见朱元璋沉思，当即补充道：“就以广东为例，若清远县的百姓被县衙欺压，可以写信转知广州知府，若广州知府在一定时间内没受理，则可以写信转知布政使司，若布政使司依旧没处理，则清远百姓可以跨出广州府，其潮州府、韶州府、肇庆付投信，这些府衙一旦收到跨区域信，则必须按规定送至京师，这样一来，朝廷可以得知此事，施压布政使司、广州府、清远县衙……”
“至于如何写信，儿臣也想过，有两个法子，要么找社学先生，要么准许县学弟子、教喻等为百姓代写信，要么在地方的驿站之旁另设一个信访司，专事百姓信访之事，而这些信件经信访司整理用印之后，可以交驿站传递至相应衙门，也可以随地方公文，一起送至京师，在京师之中，设一信访总司，分出轻重缓急，下发文书给地方，或是安排官员前往督办……”
朱元璋仔细听着，不紧不慢地在房中踱步。
显然，这种信访法确实能让百姓在一定程度上监督与约束地方官吏，谁敢乱法，巧立名目，胡作非为，这些事都可以通过信的方式揭发检举，到时，上级衙署或朝廷干涉，该杀的杀，该贬的贬，贪官污吏少了，百姓日子也安稳了，人心自然也就顺了。
信访司、信访总司，这都不是什么事，无外乎是多花点钱粮，正如顾正臣以前说的，一个贪官污吏拿走的，比养廉银多得多，只要能少贪官，安地方，大不了将府县的杂役减少几个，节省出来充入信访司。
百姓有了盼头，贪官有了畏怕，朝廷有了监察地方的新路子，这应该说得上是一举三得之事。虽说这个法子还有些粗糙，有些问题上也没说清楚，但无论怎么看，这法子都利大于弊，可行，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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