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捞到话语权，最多成为一只肥硕点的蝼蚁，当更上层缺少油水时，洗白白自己躺到张开的网上升华为秋膘。
他要走的路不是这样的，他要对规则的制定有发言权，参与规则制定，然后誓死捍卫规则，把规则换成另外一个更神圣的字眼“法律”，同样如此。
发言权和话语权就从一个地区性的行业开始，他，正在这么做。
“蔡老板，我认为8‰是个非常合理的数字，你也不希望我厂里的人隔三差五提着一块烂布到你厂里来找后账，那样不好看。”
“只要是我的布出问题，你的人随时可以到我厂里调换，打个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也行，一件送3米已经不少了，冼老板不要狮子大开口。”
“8‰，我咬死这个数字，蔡老板要是不愿意，我看就别谈了，香港能提供棉布的不是一两家，我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下次生意。”
“最多3米，多一尺也没有。买卖谈不成没关系，冼老板是客人，来我这里总要让我敬下地主之谊。”蔡世昌转脸看向蔡珍，“阿珍，打个电话到北河酒家，订一桌酒席。”
说完，转回头又对冼耀文说道：“冼老板，北河酒家不嫌弃吧？”
“客随主便，我听蔡老板安排。”
两人的谈判已陷入僵局，需要弄点小插曲缓和一下，酒桌上是不错的互给台阶的时机。
等蔡珍定好位子，蔡世昌亲自开车带着一行四人去了北河街，在路上冼耀文透过后视镜看到有辆车从福昌针织一直紧跟着，车里坐满了人，应该是蔡世昌的保镖。
四个保镖紧跟，加上刚才谈判时略显生涩的文雅谈吐，冼耀文把蔡世昌归入捞家的行列，是不是大捞家还有待观察。
大捞家不算什么好词，能被这么称呼百分百有社团背景，不过这并不影响冼耀文继续和蔡世昌谈合作，毕竟当下在香港能做大的就没有什么正经生意人，明面搵正行，背地里都说不上干净。
车子没一会儿就来到北河街，进到北河酒家二楼雅间，坐下透过窗户往外看，可以看见停在码头的渡轮，还有其边上停靠的哗啦哗啦，往下俯视，街上是排成L形等待检票上船的旅客。
在冼耀文的记忆里，北河街不应该是一条靠海的街道，更不应该毗邻深水埗码头，它离海边应该有差不多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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