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废话，一上来就握住了米哈伊尔的手，然后激动地道：
“米哈伊尔，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想见你，就现在，他正在一家咖啡馆里等着你，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别林斯基？
稍稍愣了一下，米哈伊尔也是带着一点小激动，干脆利落地点了点头：“我有空，等我穿上我的大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好，太好了！”
在别人的视角里，涅克拉索夫表现得可要比米哈伊尔激动多了。
而涅克拉索夫的激动，除了因为米哈伊尔以外，相当一部分似乎还是因为想带米哈伊尔真正的认识一下别林斯基。
简而言之，向别人引见自己的偶像。
米哈伊尔倒是也能理解，对这段历史还算清楚的他，十分明白这一时期的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对别林斯基到底怀着怎样的感情。
毕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年头知识分子的地位以及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推崇和尊敬，自然也远远超过了后世。
之所以这样，还要追溯到欧洲的启蒙运动等各种运动以及唯心主义的盛行等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谈起来有些复杂，暂且按下不表。
总之，知识分子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甚至说已经正在着手将自己的思想变成现实。
这点其实从后来别林斯基在1847年亲自写下的《致果戈里的一封信》中所写的话中就能看得出来：
“据我所知，你不是很了解俄国大众，我们俄国大众的性格乃是俄国社会决定的，只是说，这个社会包藏着、囚禁着某些沸腾起来的，亟待爆发的力量。
但是，这些力量被压制着，沉重的压制着，不能呼吸，不能逃脱，于是产生了抑郁、恨苦、沮丧和冷漠，只有在文学里，在我们这个鞑靼式的检查制度下，才有些生命和向前的运动。此所以作家职业尊严崇高，此所以哪怕文采微薄，也可获得成功。
此所以我们的作家不论天资何其贫寒，只要表现得所谓自由潮流，即可广受大众之瞩目，皆因，大众视作家为其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他们从黑暗的君主专制、正教与民族生活方式里拯救出来的救星。”
当然，别林斯基后来写这封信的目的意在讽刺果戈里，说他用自己的天予之才为沙皇甘当走狗，但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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