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皇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他的父亲，以至于“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皇帝还奖励勤劳和孝顺的农民，亲自审阅重罪案件，显然尽到了君父的职责，证明了他的理论。
至于更深层的原因，伏尔泰认为，是孔子所制定的道德，产生了如此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所以应该学习谁，也就不言而喻了。
他说的还比较委婉。另一名学者普瓦维尔在《哲学家游记》中甚至直接表示：“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希望大家全盘照搬。
他还号召人们“到BJ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而参考年代的话，这个人应该是乾隆。
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家持不同看法。“启蒙三杰”之中，孟德斯鸠就和其他两人不一样。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很大问题，因此只称赞它的重农政策。但他也因此多次被魁奈和伏尔泰等巨头抨击，天天被一群鼓吹当时清朝官府的“洋忠臣”喷……
不过，这些事情，在后世的东西方，都不算太出名，大家也没什么宣传的动力。
对欧洲人来说，当年吹的很多东西太离谱了，而且中国在近代欧洲的思想史中，存在感居然这么强，哪怕有吹嘘的成分，也会打击欧洲中心的权威性，破坏很多人的精神支柱。
对东方人来说，这些事情实在太过面熟。原来自己正在经历的，都是欧洲人早就干过的。这会让人觉得，其实人类都是一个样，破坏“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乃至破坏“对外学习”的神圣性。
所以，大家其实也都不太想提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