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还是白话，都是如此。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就算不会说，也能写汉字，乃至直接借助汉字相互交流。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了。
所以，在欧洲学者看来，文言和白话，都属于“通用语”范畴，是一种“神圣的无声语言”，维系着庞大的帝国。各地的方言，才对应欧洲的地方口语。
同样，在民国文人的话术里，白话文虽然被称为下层的、非正式的语言，但它的历史并不短暂，文化积淀也非常丰厚。胡适后来自己都承认，他们对于白话文的作用，远不如但丁、薄伽丘之于意大利语，或者莎士比亚之于英语，谈不上后面几位这样，开宗立派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也和欧洲的文化运动截然不同。
这其实才是给郭康最大启发的地方：现在汉语固然和军事息息相关，但哪怕去军事化、通俗化，这种白话式的罗马汉字体系，同样是可以延续下来的。
当然，在整个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其实也出现过类似欧洲的尝试。一些文人试图用汉字作为表音符号，书写方言文学。比如徐志摩，就写过以汉字记录的吴语诗。
这种用法，大概就和古埃及人有段时间的行为差不多，都是拿文字当表音符号用，所以其实也不是不行。不过这方面的尝试，即使在当时也并不多。尽管得到胡适的大力支持，但在后世也不太出名。
至于胡适自己为什么不去研究这种真正的“地方性书写”，也没有注意到其与白话文的矛盾之处，结果可能很简单——他不会……
而且，“不会”的还不止这一方面。欧洲的地方性口语书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和政治、和国家构建紧密挂钩。在欧洲各国的叙事里，近代启蒙的过程，就是古典和中世纪帝国纷纷瓦解的过程。随着旧帝国的纷纷崩溃，曾经的通用语也随之死亡。新兴的国家则以本地口语为基础，构建出一套语言文字，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一。
而在后世学者看来，胡适就没理解这种口语书写的实际意义。他的理论也很生拉硬套，因为他着眼的，始终是书写，而不是发音方面，这不但不是民族国家模式的一部分，反而正好是他激烈抨击的那种“帝国传统”。
硬类比的话，就是好不容易在欧洲各国废除了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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