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政治家们看来，生育则是一种义务。一个女性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便是她为丈夫的家族生下了合法的男性继承人。由此，她确保了家庭的姓氏、血脉和财产得以延续。基于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原则，女性公民的地位与各项权力，也是与生育、尤其是生育儿子，密切相关的。
因此，城邦实际上经常通过习俗和法规，对妇女进行“生孩子警告”：一个妻子无法生育，尤其是无法生下男性子嗣，是最常见且最被社会接受的离婚理由。这种无法生育的妻子，通常会被送回娘家，导致整个家族都蒙受耻辱，因为她们是对家庭和城邦无用的失败者。反之，只有生下男性子嗣，给家族提供继承人，完成这个终极使命之后，妇女才能被视为“自己人”，获得一些对财产和其他家庭权力的话语权。
同样，因为生育被视为女性的自然功能和天职，因此完成这个过程所伴随的痛苦，并不是可以用来邀功的额外付出。相反，这些遭遇，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是女性命运的一部分。
毕竟，男性也要为了城邦战斗，需要直面战争中的伤亡，谁能只享受权力，不履行义务呢？因此，对于希腊人而言，这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职责，没有什么“为什么”——要是不接受，大可以脱离城邦，跑到其他地方当“外邦人”，或者有本事自己开拓一块殖民地都行。至于会不会被人打死，城邦也不会管你的。
而哲学家们对此的解释，就更为直接了：亚里士多德学派一直认为，母亲只提供胚胎的“质料”，而父亲提供赋予生命的“形式”。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比喻：父亲是木匠，母亲则是木料。木器的形状，当然是由父亲这边来决定的了。
在这种框架下，怀孕和生产的过程，无论多么波折，都只是一个被动的、物质性的培育过程，而非创造性的贡献。同样，生产的痛苦，在哲学家们看来，也只是一种低等的、动物性的、必然的物理过程中，所伴生的现象，而非一种高尚的、赋予形式的创造性行为所带来的代价。
因此，就算痛苦是切实存在的，也不需要对此特别强调，甚至把它神圣化、高尚化：人们出于道德而进行的行为，以及付出的代价——比如为了保卫城邦进行战斗，并因此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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