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就那么开着车，眼睛里有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光。不是兴奋，也不是焦虑，更像是一个人找到了某个丢失了很久的东西，正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不敢松，又不敢攥太紧。
下午三点，他们又到了阿依江的办公室。
阿依江正在看文件。桌上摊着一摞报表，旁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茶。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头发扎成马尾，额头上有几道被工作刻出来的细纹。听到门响，她抬起头，看到杨威和张建疆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愣了一下。
“怎么又来了？”她把笔放下，目光从杨威脸上扫过，“这才回去几天？你俩是属陀螺的，闲不住？”
杨威没脱外套，也没寒暄。他径直走到阿依江对面坐下，椅子被他坐得吱呀一声。他盯着阿依江的眼睛，开门见山：
“姐，我想好了。先从最难的开始。”
阿依江挑眉。她认识杨威二十多年了——从他还是个鼻涕娃的时候就认识。她见过他逃课、打架、被杨革勇追着满院子跑的样子。她也见过他从非洲回来时那双空荡荡的眼睛。但此刻坐在她面前的杨威，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最难的？”她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说说看。”
“对。”杨威说，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已经打了无数遍腹稿的发言稿，“你上次说的那些地方，哪个最穷、最难搞，我先去。”
阿依江看了他一会儿。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窗外，北疆的风把雪吹成一道道白色的烟。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用指尖推过去。
“塔城那边有个牧场，叫红山牧场。”她看着他，“三百多户牧民，主要是哈萨克族。草场退化，羊卖不出去，年轻人全跑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去年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块。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多度，有些牧民家里连煤都烧不起。”
杨威接过文件，翻了几页。纸上的字密密麻麻——草场面积、牲畜存栏量、人口结构、贫困发生率。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颗钉子，扎在他手心里。
“这里我去过。”张建疆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十年前去过一次，给那里送过一批救灾物资。路特别烂，开进去要三个小时，底盘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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