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就那么开着车,眼睛里有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光。不是兴奋,也不是焦虑,更像是一个人找到了某个丢失了很久的东西,正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不敢松,又不敢攥太紧。
下午三点,他们又到了阿依江的办公室。
阿依江正在看文件。桌上摊着一摞报表,旁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茶。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头发扎成马尾,额头上有几道被工作刻出来的细纹。听到门响,她抬起头,看到杨威和张建疆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愣了一下。
“怎么又来了?”她把笔放下,目光从杨威脸上扫过,“这才回去几天?你俩是属陀螺的,闲不住?”
杨威没脱外套,也没寒暄。他径直走到阿依江对面坐下,椅子被他坐得吱呀一声。他盯着阿依江的眼睛,开门见山:
“姐,我想好了。先从最难的开始。”
阿依江挑眉。她认识杨威二十多年了——从他还是个鼻涕娃的时候就认识。她见过他逃课、打架、被杨革勇追着满院子跑的样子。她也见过他从非洲回来时那双空荡荡的眼睛。但此刻坐在她面前的杨威,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最难的?”她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说说看。”
“对。”杨威说,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已经打了无数遍腹稿的发言稿,“你上次说的那些地方,哪个最穷、最难搞,我先去。”
阿依江看了他一会儿。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窗外,北疆的风把雪吹成一道道白色的烟。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用指尖推过去。
“塔城那边有个牧场,叫红山牧场。”她看着他,“三百多户牧民,主要是哈萨克族。草场退化,羊卖不出去,年轻人全跑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去年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块。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多度,有些牧民家里连煤都烧不起。”
杨威接过文件,翻了几页。纸上的字密密麻麻——草场面积、牲畜存栏量、人口结构、贫困发生率。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颗钉子,扎在他手心里。
“这里我去过。”张建疆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十年前去过一次,给那里送过一批救灾物资。路特别烂,开进去要三个小时,底盘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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